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出台这份重磅文件,生育政策将进一步优化

马晓华2019-11-22 08:36:16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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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也将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并采取包括优化生育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来积极应对。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下称《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标,部署了5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等。

  在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这一环节中,《规划》认为,要通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提高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素质高。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认为,确保人力资源的总量和素质,都与中国人口政策密切相关。这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等内容一脉相承。

  “人口政策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逐渐解除生育限制,另一个是取消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障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对第一财经表示。

  逐渐解除生育政策限制,将会解决未来人口数量的问题,而取消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障碍,将是当前劳动力不足之下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的路径,也是应对老龄化的手段之一。

 出生人口数量逐渐走低

  出生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近年来逐渐走低,且一些学者预计这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一个大趋势。

  从出生率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降至10.94‰,较2017年的12.43‰下降1.49‰。从出生人口总量来看,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下降约200万。

  从劳动力人口数量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16-59岁劳动力人口总数达8.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64.3%。与2017年末相比,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70万人。

  整体看来,我国劳动力人数在持续减少,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

  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人。到2017年劳动力人口已经比上年减少548万人,2018年劳动人口减少470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社部曾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由2030年的8.3亿降到7亿左右。

  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数据显示,到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2.55亿、占17.7%。比重从10%升至20%,发达国家用约60年时间,而中国只需27年。

  面对老龄化和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等挑战,国家人口生育政策也在应时而变,一直处于优化和调整过程中,并于2001年、2013年、2015年相继推出“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

  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之后,当年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786万,创下十余年的新高。不过,之后2017年,这一政策的影响逐渐降低,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减少到1523万。

  “按照目前的趋势,2019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可能会比2018年更少。”一位人口专家称。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状况,该专家提出,人口政策要有新的释放:把生育权回归家庭。

  在“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数年之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等内容表述,被专家认为是国家对生育政策的新提法。

  “目前对进一步的人口优化政策,尚无具体的出台时间表,抑或明年人口普查之后。比之前预期要晚一些。”一位人口专家表示。

  不过,由于当前养育成本的提高,即便生育政策全部释放,其能否推动出生人口数量及时回升尚不可知。李建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政策调整效应在逐渐消失,因为补偿性生育在过去3年中已经完成了。如果生育率不能回升,出生人口就会持续减少下去。”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教授陶涛的调查中发现:“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顾虑,对经济社会的配套政策呼声较高,主要反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方面。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取消人口迁移流动障碍

  除了优化人口政策,应对老龄化挑战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规划》第三和第四条分别提出,要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李建民认为,这些是现在老年人的迫切需求,是应对老龄化立即需要做的事。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可以增加20年后的劳动力供给;弹性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专业技术人才继续工作,也是发力方向。

  李建民表示,取消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障碍也是挖掘人口红利,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

  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报告》称,根据对返迁人口的调研发现,返迁人口以40~50岁、20~30岁为主。超七成返迁人口不愿再外出。

  有专家表示,虽然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不再延续,但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潜力巨大,至少有2亿人以上的结构性红利有待挖掘。但在当前城市政策收紧之下,人口流动的回流之潮,已为这一波红利的挖掘带来挑战。

  “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劳动力空间配置过程,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力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必须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原先的政策一直是鼓励向中小城市流动,效果很差,现在的政策是强调城市圈,这样做是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但城市圈里的城市如果隶属于不同的地区政府,那么就会存在流动障碍。另一个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即消除劳动力跨制度流动面临的各种障碍。”李建民表示。

  按照传统人口红利的计算方式,15~64岁人口都计为劳动人口,45岁之后劳动力回流农村,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将低于城市,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

  此外,由于不是举家迁移,家庭成员分处两地,也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抚养负担;同时,留守农村的子女也不能得到更好的照料和教育,对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阻碍人口红利的实现。

  如何把现有人口用好,是当前重中之重,不仅能留住这些劳动人口,更重要需要进一步提升现有劳动力结构的改变。

  “其实,对于劳动力人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教育质量。根据世行发布的2018年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中国在157个国家中排在第46位,短板是教育质量得分低。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应对老龄化的关键。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数量的,纲要的第一个任务只能靠技术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李建民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因为中国仍有近30%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而高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平均仅在3.2%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潜力仍然巨大,可达2亿人以上。

  翟振武认为,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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