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争创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

  今年5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设立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此后，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迅速成为一些地区新的竞争目标。

  近日，来自成都市发改委消息，成都市正在全力争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第一财经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全国已经有多地明确提出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有的已经开始了申报进程。

  多地创建争取政策红利

  8月24日，四川省发改委与成都市发改委召开对接会商会议，由成都市发改委汇报了创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等有关工作情况和需要省市共同推动的有关重大事项。会议要求，全力争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试点是重要的改革方法。《意见》提出，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支持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率先落地，先行先试、观照全局，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的典型经验并加以宣传推广。

  同济大学教授吴亮在《半月谈》组织的访谈上表示，特别提醒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的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在政策窗口出现后，申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先行先试，享受政策红利。

  无论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上的政策先行先试，还是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资金项目上的支持，创建试验区可以争取到切实的政策红利。因此，多地迅速开始行动争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在《意见》发布后不久，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就赴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处汇报了其城乡融合发展有关工作，又委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启动了试验区实施方案资料编制，其申报工作在积极推进。

  5月26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与清远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将合作创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级试验区”。清远的目标是打造成为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示范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走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不仅如此，广东南海也在探索创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表示，要“以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构为重点，促进城乡社会融合。”7月31日，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另外一些地区虽然没有公开发布其申报意愿，但是在积极关注并研究。《意见》的发布后就有市民咨询洛阳市发改委“有没有计划申报”。得到的答复是：洛阳市政府将根据国家的政策，上级部门的意见，结合洛阳实际，研究决定申报有关事宜。

  土地制度改革突破是关键

  《意见》部署了在五个方面展开探索：一是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二是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向第一财经表示，“城乡融合”是“统筹城乡”的深化和升级。过去的城乡统筹是以政府主导、以城带乡为主要特征；城乡融合更加注重城乡平等发展，共建共荣，更加注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更加注重市场化推进。

  郭晓鸣说，在农村这一端，要充分集合宅基地、承包地、农房、林权等资源，通过市场化与城市要素对接。因此，农村需要更大的制度创新，要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再造集体经济组织等承接城市要素进入。以前主要靠政策激励进行，农民参与度低，现在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内生动力。

  《意见》也提出，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在这些要素中，郭晓鸣认为，农村土地资源是当今中国农村最具潜力的自然资源，因此，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实现突破，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选择。

  他表示，从已有实践看，通过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改革和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一连串重大的关联性改革行动，不仅可以为受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重建吸引的城市资本打开新的投资空间和渠道，而且能够推动激活农村要素与促进城市资本下乡高效对接，为严重缺乏投资的乡村区域带来动力强劲的社会资本。

  郭晓鸣认为，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引爆点，城乡双向释放能量，牵一发而引动全身，催生并实现乡村产业重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乡村聚落空间形态重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等一系列全方位的深度变化。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8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制度性的障碍。

  《意见》明确，到2022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