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考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2020年伊始，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之时，新冠肺炎疫情骤然而至。战“疫”形势严峻，居家不动和想“把病毒闷死”的同时，也部分冻住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流和动”。全国多地包括长三角在内开始实行前所未有的交通管控，很多村庄、社区实施封闭管理，部分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甚至镇村公路也实施严格管控，在短期内对本地疫情防控起到了明显作用。

  但当疫情可控，各地政府决策同步启动复工时，这些措施却沿着惯性不断升级，如外地返回人员不许回家、个别地方政府公告劝返、阻止特定地方货车进入等，不计成本代价多大，不顾科学合理与否，在部分地区造成战“疫”物资流动不畅，人员复工和企业复产困难，生产恢复缓慢；大量农副产品物资滞留，农业及涉农中小企业损失严重；百姓生活极度不便；城市自身包容友善的形象受损，间接造成地域间居民的对立情绪 。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演化成地缘区域危机，对未来一体化进程无疑会形成更大阻力。

  依托我们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团队与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智库2861”正在合作的项目，根据Daas实时AI大数据平台监测结果，截至全国城市商业活跃程度2月7日只恢复到年前的25%左右，到21日恢复到42.4%，而长三角的无锡、南京不到40%，苏州不到30%等，低于全国平均。这组数据既反映对疫情本身担忧的客观事实，也有基层政府防控措施升级和过度问责带来的后续影响，更是一体化过程“各怀心思”的障碍和问题的暴露。

  防疫任务层层分解、持续下压，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及疫情防控责任人制和包干负责制，基层出现确诊病例问责地方干部，并把其作为考察评价和任用干部的重要内容，企业复工审批措施复杂，出现病例法人负责，把确诊和疑似病例增长人数与安全生产相挂钩，都直接导致企业复工进程缓慢，即使复工也由于上下游断裂导致复工效果不佳。这种地方割裂、各家自念的“小九九”，将一体化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暴露无遗：基于信息不完全和沟通不畅的失准判断，做出将疫情重点地区七省人员统统归入携带病毒怀疑对象的逆向选择；基于本地利益保护，而不顾及他人利益，分享共担缺失，形成自保的道德风险。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个长期性推进和全局性受益的战略，当陷入短期思维并采取不计一切代价的短期举措时，难免会形成不利于长期发展的行为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已经进入胶着对垒状态，要更加坚定信心，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科学界和公众对防疫的认识也在不断反思中深化，对流行病疫情的防治需要在科学研判和理性解读态势基础上，通过危机沟通方式，寻求科学、有效、合适的行为和路径。为此，区域一体化的科学发展，可以与战“疫”并进，为最终战胜疫情增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第一，建立长三角信息沟通和共享的一体化制度。

  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有时候就像“病毒”一样，它们也可以“感染”人群，干扰他们的想法和决定。因此，疫情的科学防治需要建立在真实信息基础上，获取足够信息，才能确保我们能以合适的方式行动。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我们对病毒以及流行病发展的科学了解，也包括对流行病传染行踪范围的准确把握，更包括决策行为之下的公众及周边区域的反应。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应该是相互公开和互通有无的。这次出现个别地方以省市行政单元进行出入限制，客观上也是对周边信息了解不完全而导致过度恐慌造成的。

  第二，实施长三角更为精准化的分区管控制度。

  分区分级管控，本身就是一体化的内容，原来的分区管控更多针对环境和生态安全进行。在疫情之下，同样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分区研判，精准施策，避免增加不必要的行政及社会管控成本。当前，支付宝“健康码”等市民登记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通过各地市民登记和信息采集，不仅可以本地化分人群管理，也可以进行分区评估和精准施策。

  第三，建立长三角的疫情及复苏的沟通联动机制。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持续推动环境污染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联防联治及应急处置。针对这次疫情，这样的联防联治机制，依然能有较大效用。而且本次战“疫”的经验教训，或许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公共安全联防联治找到了更有效的发力点，建立府际互信、信息沟通、互助调整的共同应对策略。

  比如，可以制定个别城市采取极端特殊手段的周边告知和应对预案制度，并需提前通过公开渠道及时发布道路通行信息和管控信息，便于各类企业和个人及时准确掌握动态，为跨区域运输导航领路，也为其他地区合理合适应对提供时间窗口，避免折返跑甚至无路可去的现象。个别城市采取极端措施，也需依法依规予以科学行事。极端处理方式，在经公共卫生专家评估认定疫情严重不采取此类措施有可能造成不可控后果的情况下，方可实施。如经过公共卫生专家评估，对疫情已有认知并且采取前述极端措施以外的措施也可起到控制疫情的作用，就不应该继续实施该极端措施。同时，在中央政府及上级政府有命令和指示的任何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能与中央政府及上级政府的命令相抵触。

  第四，建立长三角医疗资源共建共享制度体系。

  从疫情发生可以看出我国公共医疗资源在应对紧急重大疫情时的缺乏，也看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长三角可以在区域公共资源一体化中做出表率，包括重症疑难病症治理与核心药物的联合攻关、公共卫生联合防疫与重大公共卫生资源统筹配置、协同应对重大紧急疫情。群策群力，才能在战“疫”中真正发挥一体化的巨大优势。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民盟中央生态环境委员会成员、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