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70年人口嬗变破译经济增长密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13.9亿人。庞大的人口总量、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虽然受到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但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70年来，我国粗文盲率降至4.9%，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达99.95%， 本专科毕业生数量则从1949年的2.1万增加到了753万人，增加约376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对第一财经表示，在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当中，应注重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能力。

  70年增加8.5亿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人口总量由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也完成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传统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现代模式的转变。

  在人口增加的过程中，人口红利产生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劳动力身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提升等效应。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49年到1970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时的5.4亿人增长到8.3亿人，二十年左右净增2.9亿人。1971~1980年的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观，全国总人口由8.5亿人增加到9.9亿人，净增1.3亿人。

  198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10亿。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十分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短暂回升。

  从1991年开始，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最终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稳；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711万人；到2018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95亿人，比2017年末净增530万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因素如居民储蓄率、资本积累率、回报率等都与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如劳动力供给丰富、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等，这就是人口红利。

  据蔡昉估算，在 2010 年之前30 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也确实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带来的因素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53年为3.1亿人，2000年突破了8亿人，2012年达到峰值9.22亿后开始出现负增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我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也从1964年79.4%的高点一路下降，2010年达到了最低谷34.2%，此后8年间总人口抚养比逐步回升，2018年升至40.4%。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表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折期，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约2500万人。

  李希如称，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2亿流动人口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动，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移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口大潮。

  从1982年算起的20多年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2.3 亿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万人。流动人口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蔡昉的研究显示，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流动人口迅猛增长。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

  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5%。

  2015年以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城落户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虽然逐年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2.4亿人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

  快速增加的流动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流动人口聚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随着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持续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将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动人口。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动力

  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弱。但从绝对量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70年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1949年的2.1万人增加到了2018年的753.3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显着提高，198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有0.6%，1990年为1.4%，2000年上升到3.6%。

  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不断增多，2010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8.9%，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1个百分点。

  张成刚分析称，从1999年扩招到2019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亿。“这个规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人才规模的上升不仅是数量问题，人才集聚效应增加会碰撞出更多创新，改善商业环境和文化，体现出人才红利。